遥忆往昔，朱元璋初登大宝之时，北方之地尚不在其掌控之中，南京便成了唯一可选作都城之地。然未几，大将徐达挥师北进，横扫元廷，元朝皇帝被迫退回蒙古草原。但那元廷残余势力，犹存卷土重来之心，北方战事遂连绵不绝。

至此，南京渐显诸多弊病，其地处东南，朝廷欲指挥西北战事，常有力不从心、鞭长莫及之憾。故而，朱元璋曾亲赴河南开封，于彼处设立临时指挥部，以统筹战事。待战事渐息，天下始入和平建设之期。

南京之地，虽便于管控东南区域，然于西北、西南之地，治理起来却多有不便。其后，朱元璋册封诸王至各地就任，缘由之一，亦在于此。且说这迁都之事，朱元璋昔日也曾与李善长等人商议，李善长等一干大臣，亦对迁都之举颇为赞同。

此刻，朱元璋神色凝重，目光缓缓扫过下方群臣，开口言道：“诸位爱卿！今这应天府，虽为我大明都城，然实有诸多不足之处。朕心向迁都久矣，此前亦已与诸位传下口谕，令诸位爱卿商讨都城新址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太子与各位爱卿但畅所欲言便是，无需有所顾虑。”

太子朱标闻此，遂出列而拜，恭谨奏道：“父皇，迁都一事，关乎国之根本，儿臣以为当慎之又慎。然儿臣亦深知应天府如今所存之局限也。”

朱元璋闻言，微微点头，自是知晓朱标所言何意。

实则，这应天府除却地理位置之弊端外，朱元璋亦不得不思忖另一事。盖因往昔建都于南京之王朝，皆国运短促，前朝历代，概莫能外。此虽有诸多历史缘由，然身处彼时之世，要说朱元璋全然不信，亦绝无可能之事也。

有鉴于各方面之问题，朱元璋决意迁都之心愈坚。

回溯洪武二年之时，朱元璋曾谋算将都城迁至自己之老家凤阳。彼时有那淮西出身之官员，闻此自是欣喜非常，然却遭其余各派官员极力反对。盖因于凤阳建都，实乃朱元璋一时兴起之念，凤阳当地之基础条件，实难承载帝都之诸多要求。待朱元璋细思其中利害，那迁都凤阳之议，遂就此搁置矣。

朱标又环视堂下众位官员，继而奏道：“父皇，儿臣以为，无论最终选址于何处，皆需周全考量民生之利弊、军事之防务以及后续之发展等诸多事宜。”

此言一出，意在告知诸位大臣，迁都之举未尝不可，然选址之时，务必要结合实际情形审慎斟酌，切不可为逢迎圣意而随意上奏也。

诸位大臣闻此，大致明了朱元璋与太子朱标之意。

俄而，兵部尚书唐铎出列，施礼后奏道：“启禀圣上！臣观当下北方边防形势严峻，若都城能更趋近北方之地，于军事防务而言，当更为有利。只是这新都城之具体选址，臣不敢贸然妄下论断，还望圣上圣裁。”

唐铎侍奉朱元璋左右，已逾二十余载，自朱元璋初起兵时，便忠心相随，其间曾任殿中侍御史、刑部尚书、谏议大夫等职，自洪武十四年起，担纲兵部尚书至今。唐铎一生为官，行事谨慎，从不涉足任何利益争斗与权力纷争之中，那所谓淮西党、浙东党，唐铎皆未归属，故而朱元璋常以故旧相待，颇为倚重。

朱元璋看着唐铎，微微点头，却未开口，只欲再听听其他官员之建言。

未几，翰林学士刘三吾步出班列，奏道：“启禀圣上，臣以为，关中之地，自古便为帝王基业之所在，长安更是底蕴深厚，周、秦、汉、唐等诸多盛世王朝皆建都于此，真可谓王者之都，尽显我华夏之威严也。

且其四周高山环绕，险阻重重，东有函谷关，南有武关等诸多关隘，可谓易守难攻，外敌来犯，可御之于外，都城之安稳得以保障。再者，关中之地，沃野千里，素为粮仓，物资供应自无匮乏之虞，可为都城长久发展筑牢坚实根基，实乃建都之上佳之选也！”

朱元璋闻此，面上绽出笑容，赞道：“刘爱卿此番言语，说得甚是有理啊！朕此前亦考量过诸多地方，却未曾如爱卿这般，将这长安之利弊剖析得如此详尽透彻，条条切中要害，朕闻之，只觉眼前豁然开朗呐！”

此时，工部尚书秦逵出列，先是对着刘三吾拱手一揖，似恐此言有所得罪，而后奏道：“启禀圣上，臣与刘学士之见，稍有不同。”